它主要负责制定战区部队建设的规划计划，组织指挥战区内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实施联勤保障等，军区设有司令部、政治部、联勤部、装备部，分别领导所属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和装备工作。主要负责辖区内诸军兵种部队协同作战的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保障，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平时的军区指挥机构，就是战时战区指挥机构。既是连接总部和部队的重要的中间指挥层次，又是战区的最高领导机关。

　　人民解放军现设有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七个军区，下辖陆军集团军、兵种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具体划分情况如下：

　　沈阳军区：领导和指挥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三盟一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北京军区：领导和指挥河北、山西两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天津两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兰州军区：领导和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济南军区：领导和指挥山东、河南两省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南京军区：领导和指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广州军区：领导和指挥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五省(区)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成都军区：领导和指挥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省(区)和重庆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

　　截至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的领导人分别为――

　　沈阳军区

　　司令员：常万全(中将)

　　政　委：黄献中(中将)

　　北京军区

　　司令员：房峰辉 (中将)

　　政　委：符廷贵(上将)

　　兰州军区

　　司令员：王国生(中将)

　　政　委：李长才(中将)

　　济南军区

　　司令员：范长龙(中将)

　　政　委：刘冬冬(上将)

　　南京军区

　　司令员：赵克石(中将)

　　政　委：陈国令(中将)

　　广州军区

　　司令员：章沁生(中将)

　　政　委：张　阳(中将)

　　成都军区

　　司令员：李世明(中将)

　　政　委：张海阳 (中将)

                                         ◎郭灿金   张召鹏 

      “丰碑”自古不是碑

 
    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竖石或桩，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立于宫庙前以观日影、辨时刻。《仪礼·聘礼》曾说：“上当碑南陈”，郑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二是竖于宫庙大门内拴牲口。三是古代用以引棺木入墓穴。最早的碑上有圆孔，施轳辘以绳被其上，引以入棺也，亦即下棺的工具（和现在工地上上楼板所用的叼板机的工作原理很相似）。古时往往用大木来引棺入墓，这大木的特定称呼就是“丰碑”。秦代以前的碑都是木制的，汉代以后才改用石头。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用丰碑来牵引自己的棺材，《周礼》有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所谓“公室视丰碑”，就是公室成员死后，要用以大木立于墓圹的四周，上设辘轳，用以下棺于圹。该规格本来为天子之制，后来诸侯也僭用之。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对于丰碑的使用范围仍然有着严格的限制。季康子的母亲去世之后，公输般劝说季康子用丰碑来下棺，结果就遭到了别人的一番挖苦（事见《周礼·檀弓》）。
     显然，所谓的丰碑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就是一种特殊的葬礼规格。先是只有天子才可使用，后来发展到公室成员，再往后发展到诸侯亦可用。后人沿袭了此种习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也学着用起了“丰碑”，他们在自己亲人的坟前立起了石头。只是他们忘了原来的碑是下葬的工具，忘记了碑最原始的功能。所以，后来有人开始在光秃秃的石头上开始刻字记录父辈的功绩，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墓碑。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的无字碑倒是歪打正着，有点符合古礼的要求。除此之外，其他人就显得有些东施效颦了。
  

      “劳燕”最惯是“分飞”
   

     第一次见到“劳燕”这个词是多年之前，那时，高考在即的我们是如此惴惴不安而又忧郁感伤。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每一个少年心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天，教室的黑板突兀出现的“劳燕纷飞”四个字一下子就深深打动了我。该毕业了，我们这群“辛劳的燕子”将被高考惊起，纷纷飞去，落下一地羽毛。
    后来我飞到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读到“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的诗句时，我才知道了自己从前的误读。
    原来，“劳燕”代指伯劳和燕子两种鸟类，“劳”是伯劳的简称，和“辛劳”无关。“劳”和“燕”分别朝不同的方向飞去，因此，它们的姿势是“分飞”而不是“纷飞”。
    伯劳俗称胡不拉，是食虫鸟类。大都栖息在丘陵开阔的林地，为我国较为常见的鸟类。因为较常见，所以也就被写进了诗里。和伯劳一起走进诗里还有燕子。譬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燕各西东。”
    当伯劳遇见了燕子，二者就相互完成了身份的指认，共同构成了全新的意思，在传统诗歌的天空下，伯劳匆匆东去，燕子急急西飞，瞬息的相遇无法改变飞行的姿态，因此，相遇总是太晚，离别总是太疾。东飞的伯劳和西飞的燕子，合在一起构成了感伤的分离，成为了不再聚首的象征。
    因此，“分飞”是“劳燕”最常见的姿态，天空没有留下劳燕的影子但“劳”和“燕”曾经飞过，曾经朝着不同的方向飞过。
 

      “五毒”原来是良药
  

     “五毒俱全”，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会用的词。一个人如果称得上“五毒俱全”，那么此人就堪称“死有余辜”。但是，“五毒”到底是什么，却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堪称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吃、喝、嫖、赌、抽”，有人认为是“坑、蒙、拐、骗、偷”，有人认为是“蛇、蝎、蜈蚣、壁虎、蟾蜍”。而真正意义上的“五毒”却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五毒”是指五种主治外伤的五种药性猛烈之药。《周礼·天官》说：“凡疗伤，以五毒攻之。”这里的“五毒”就是石胆、丹沙、雄黄、礐石、慈石。在这五种药材中，石胆主金创、诸邪毒气，丹沙主身体五脏百病，雄黄主鼠瘘，慈石主周痹风湿。一般认为，所谓的“五毒”并不是每种药材都有剧毒，譬如丹沙、慈石并无太大毒性，但是五种药材通过加工之后合成，其药性就极其酷烈。具体的作法是：将这五种药材放置在坩埚之中，连续加热三天三夜，之后产生的粉末，即是五毒的成药。此药涂抹患处，据说有相当的疗效。很显然，“五毒”之名虽然张牙舞爪，面目狰狞，但却有救人性命的效能。说是五毒，却可以毒攻毒，最后却成了五味良药。
 

       “倒”的只能是“楣”

    “倒楣”当然不是好事，但更令人尴尬的是，很多人误把“倒楣”作“倒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用，其原因就在于不知道“倒楣”一词的真正来历。
   “倒楣”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太长。据考证，该词大约出现在明朝后期。明朝因袭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成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门路。因此，科场之内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虽然明朝有相对完善的监考制度，但照样无法阻止甚嚣尘上的作弊之风。一般的读书人要想在科考中有所斩获就显得甚为不易。为了求个吉利，在临考之前，有考生的家庭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以此为考生打气壮行，时人称这根旗杆为“楣”。
    依据当时的惯例，揭榜之时，谁家的学子榜上有名，原来自家门前的旗杆可以照竖不误，如果不幸失利，该考生的家人往往就会把自家的旗杆放倒撤去，叫做“倒楣”。后来，这个词被愈来愈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直到现在。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中，人们常把这两个字写作“倒眉”或“倒霉”，这当然是由于不懂得它的来源的缘故。
 

    “衣冠禽兽”原是褒义
   

     “衣冠禽兽”一语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明朝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具体的规定是：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鸳，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
    武官一品、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所以，当时“衣冠禽兽”一语是赞语，颇有令人羡慕的味道。
    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武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视其为匪盗瘟神，于是，“衣冠禽兽”一语开始有了贬义，老百姓对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称其为“衣冠禽兽”。其贬义之称，最早见于明末陈汝元所著《金莲记》一书。清代以后，“衣冠禽兽”一语遂用做贬义，泛指外表衣帽整齐，行为却如禽兽的人，比喻其道德败坏。

                                                摘编自《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